一、军统局的成立与背景

1937年4月，老蒋提出的成立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”的建议，既是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全面抗战，也是对特务系统松散、互相独立的现状的强烈反思。在当时，整个情报系统的缺乏协作已经让他付出了极大的代价，带来了巨大的羞辱。痛定思痛，老蒋决定将这些散乱的特工组织整合成一个更具威力、协调更好的情报机构——“调查统计局”。

这支新成立的情报组织，我们称之为“老军统”，虽然并非完全等同于后来的“军统”，但它有两个显著特征：首先，它是由“复兴社特务处”和“中统党务调查处”两者合并而成的；其次，这个组织的存在时间极短，只有一年左右。

在老蒋提案后，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与内部斗争，新的情报机构终于在淞沪会战期间在南京正式挂牌成立。

这次局长的职位由“特务系统创始人”陈立夫担任，他早在1924年便成为黄埔军校的校长秘书，凭借特殊的关系和资历，他在整个情报系统中的地位要远高于戴笠。

具体的领导架构是：局长陈立夫，副局长陈焯，第一处（党政情报处）处长徐恩曾，第二处（军警情报处）处长戴笠，第三处（邮政检查处）处长丁默邨。

其中，陈焯作为副局长，深得老蒋信任，他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三期，与许多重要将领都是同班同学。后来，他曾担任南京警察厅长等职务，在蒋中正身边也有着较深的关系。

第一处的班底来自“党务调查处”，是“CC系”的核心力量，徐恩曾更是陈立夫的亲信。第二处则是“复兴社特务处”的延续，这个部门由黄埔系的军官组成，戴笠在其中担任重要角色。第三处则继承了邮政检查所的任务，专门处理民众思想的监控和隐私调查，处长丁默邨曾是中共叛徒。

尽管“老军统”名义上是一个统一的机构，但由于各部门之间协调不足，局本部和各个处实际上分布在四个不同地方，导致了内部管理上的混乱。

二、“老军统” 内部纷争

戴笠在黄埔系特务组织中的地位较高，凭借老蒋的支持，他并不买陈立夫的账，屡屡与其发生冲突。即使陈立夫将事情上报给老蒋，结果往往不了了之。根本原因在于，老蒋依靠黄埔系特务组织，限制了“CC系”势力的扩张，用制衡的手段来控制这两股力量。

戴笠本身只是黄埔六期的毕业生，早年在国民政府的军官圈子里并不突出。他的崛起几乎完全是借助老蒋的提携。

在军衔体系尚未规范化的时期，戴笠被授予少校、副官等职务，但这些军衔并没有经过严格的铨叙。直到1935年，军衔铨叙开始实施后，戴笠依然没有被列入军官名单。根据当时的军衔制度，戴笠显然是获得了中校衔，尽管有争议。

随着抗战的爆发，军队规模迅速扩张，铨叙制度的滞后使得戴笠并未能立即晋升上校，但他很快被提升为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少将处长”。

这一职务意味着戴笠具有相当高的权力，但其军衔则仍为中校，这也凸显了“职务军衔”与“铨叙军衔”的不同。

三、军统局的分家与新格局

1937年，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，“老军统”内部的争斗愈发激烈。尤其是随着第三处丁默邨的落马，黄埔系与“CC系”的矛盾彻底公开，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这两个部门的分裂。

1938年8月，老蒋决定正式分家，戴笠的第二处成为新的“军统”，而徐恩曾的第一处则独立成为“中统”。第三处则直接隶属军事委员会，改名为“军事委员会特检处”。这一调整标志着军统开始独立运行，并具备了更强的军事行动能力。

分家后，戴笠的“军统”迅速膨胀，成为国民政府中最为强大的特务机构之一。虽然局势变化频繁，但戴笠始终保持着对“新军统”的绝对控制。

随着“老军统”内部的斗争不断升温，老蒋不得不对军统的权力进行一些制约。1945年，戴笠最终晋升为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”中将代理局长，并且其军衔由陆军少将晋升为陆军中将。

四、代理局长的生死之谜

然而，戴笠的命运最终因一场突如其来的事故画上了句号。1946年3月17日，戴笠的专机在大雨中坠毁，结束了他的一生。尽管他未能以正式身份成为“军统局长”，但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依旧不容小觑。

戴笠的死让人遗憾，因为他本有机会成为“保密局”首任局长，但命运捉弄了他。他的死并非因战斗，而是一次飞行事故，但他的遗产——一个庞大的情报机构，依旧影响着后来的中国历史。

尾声：

在那个时代，军官晋升并非总是与其实际战绩挂钩，许多在战场上阵亡的将领往往会追晋更高的军衔。然而，戴笠虽然因意外去世，他所获得的追赠和荣誉仍然代表了对他过去为老蒋卖命的肯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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